原标题：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美国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的“经济思想史”一课
“你同意，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吗？”
“同意。”
“那你同意，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
“同意。”
？？？
“你反对暴力吗？”
“反对。”
“那你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吗？”
“支持”。
？？？
这样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就发生在美国福坦莫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班（DPS）的《经济思想史》课堂上。思想的左冲右突之间，同学们仿佛置身于两千四百年前的古希腊。
而带领同学们进行时空穿梭的，就是美国福坦莫大学经济史终身教授洪朝辉博士。
2020年1月，洪朝辉两天的《经济思想史》课程让同学们思接千载，神游八荒。
两百年的皇家园林——北大朗润园里，大历史回音绕梁，余音袅袅。
读书，做学问，谁能不回望一眼历史？
“读一本无用的书”，“上一门无用的课”
“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治史出身的洪朝辉，在课程伊始就引导同学们思考为何需要学习“经济思想史”。而这一问题其实暗含了三个问题：
为什么学历史？
为什么学思想史？
为什么学经济思想史？
“历史的一大功能是记忆，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记忆”，洪朝辉如是说。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如果集体性失忆，会如何？”
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人们会变得谦卑、敬畏和宽容，重新定位自己。
而思想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促使世人培养思想的四大要素：醒、悟、理、道。当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对话持续22次问答，当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让人们三转（转身、转向、转念），当中国的老子告诫世人“知其白，守其黑”，人类在轴心时代跳脱出了早期的蒙昧，开始了西学之醒、汉学之悟。
从古希腊，走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人类的思想越来越熠熠生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超越了技术与科学，甚至文化、制度与创新，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我们大家可以发展人工智能，但我们也可以创造人工思想吗？”
洪老师振聋发聩的提问之后，教室里传来轻快的“咚恰恰、咚恰恰”之声——原来，他每讲到兴奋处，就会有节奏地敲起讲桌来，仿佛那是一个任他演奏的架子鼓，传递出思想的美妙音乐。
而之所以让博士生们修读经济思想史，兼具西学修养与汉学功底的洪老师的初心在于——让同学们“读一本无用的书”、“上一门无用的课”——“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批判性的思考、强烈的问题意识，这都是一个博士生更好地发现、解释、解决经济管理问题的关键。
“起、承、转、合” 皆成文章
铺开历史的画卷，人类的经济思想浩如烟海，源远流长。要掌握其中的脉络，找到其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必须对每一个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思想流派了然于心。
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经济学，到经院学派，再到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洪老师研究发现，经济思想肇始于前古典时期人类对经济事务的哲学思考和社会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不断推动。
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开启了经济思想“承”的新纪元，“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政府扮演起“守夜人”的角色。
当更多人惊叹于亚当·斯密以分工理论解开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奥秘之时，洪朝辉老师却把他的视线转向了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来自东方而又熟稔西方的他，发现了西方的斯密与东方的儒家共同的“关切”——道德情操与经济合作的内在联系。
《道德情操论》主张的四大核心价值百科观同情共感、正义良心、审慎仁慈、自制理性，与儒家的“仁、义、礼、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在探寻社会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良好的道德修养，实现良性合作，从而让整个社会更为有序、交易成本更为低廉。
在“承”的阶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以其“边际主义”、“均衡价格”等理论牢牢地奠定了经济思想大厦的基石。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1929年，一场经济大萧条让世人开始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信仰“风雨飘摇”。直到1936年，凯恩斯以一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力挽狂澜，让经济思想的关注点“转”向“宏观”，开始主张以“有为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
整个课程中，洪老师不断提醒博士班学生要“批判性思考”——对于理论要“先理解，后批判，再创造”。
“政府过度干预会带来什么代价？更多投资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更多就业吗？”
即使是对思想巨擘，依然不能匍匐其足下，而要发出今人的“质问”。
在1970年代，经济思想最后的综合、融合、整合阶段，洪老师点明，科斯和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独辟蹊径，跳脱出了数学化、普世化、模式化的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窠臼，开始审视制度的主要经济功能：促进并保证合作；而行为经济学的七位大咖们，四次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让这一思想迅速获得了主流的关注——有限理性、有限自利、有限意志力的行为主体，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为什么成功一百次的快乐，抵不上失败一次的痛苦？
无问西东 誓做桥梁
作为一位把学生当“上帝”的教授，洪朝辉一直在思考DPS项目的定位，关心DPS学员未来的发展趋势。
文化经济学是洪老师此次课程的“压轴”主题。借着对这一新兴经济思想分支的探讨，他引领同学们细心揣摩如何让一个理论“生根、发芽、长大”，如何在学习、读书、观察的过程中沉淀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我们大家可以用西方的理论来检验中国的现实。比如在信用的问题上，文化或许比法律更为重要。中国的现实、数据能支持这一假设吗？”
“什么是文献研究？就是发现已有的，批判不足的，创新没有的”；
“做博士论文，就是要顶天立地。顶理论的“天”，立数据的“地”，但连接天地的关键，是科学、有效的方法”；
那么，商场上杀伐征战的企业家为何需要回到课堂里读博士呢？
在洪老师看来，学者务虚，企业家务实，“虚实结合，才是王道”，学者和企业家要彼此靠拢。他希望DPS学员们能够做连接学术内部与外部世界的桥梁（inside of outside），让学术思想有益于商业实践，也让商业实践以其丰富的现实滋养学术思想的发展。
无问西东。
洪老师最后引用王国维大师的“无问西东”：“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愿思想历史的天空，闪耀慢慢的变多的明星，照亮生机勃勃的大地，指引人类前行。（张彤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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